何谓“凭可靠的慎虑来操持一个人的全部事务”（刘锋 译）

编者按：本文原题目为《何谓“凭可靠的慎虑来操持一个人的全部事务”——注意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一个细节》，作者为巴格利（Bagley），刘锋译，节选自 《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 现代编》上册（刘小枫选编，李小均、赵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

一

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序言以一个虽宏大却直截的断言开篇：Si homines res omnes suas certo consilio regere possent, vel si fortuna ipsis prospera semper foret, nulla superstitione tenerentur（TTP, 5）。这个断言似乎很简单：“倘若人们能够凭藉可靠的慎虑来操持自己的全部事务，或者，倘若他们的境遇总是幸运的，他们就不会被迷信支配了”。

《神学-政治论》序言第一句话描绘了一个人可藉以操持其生活的三种方式。他可以立足于某种稳妥或可靠的慎思，即dependable counsel（可靠的慎虑）。他还可以仰赖命运的垂青。要不然，他也可以生活在迷信的掌控之下。序言及其第一句话清楚地表明，在斯宾诺莎眼里，用迷信来操持一个人的生活乃是必须避免的生活方式。迷信是那些不能用其他手段来满足其利益的人的极端办法。确实，一个人之所以接受迷信，只是因为他缺乏某种可靠的慎虑来操持自己的事务，因为他的遭遇并不总是幸运。与此相应，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一开始就指出，一个人可按三种方式生活：他可以接受和依赖可靠的慎虑、运气或迷信。或许，一个人可以试图将各种方式予以组合，或按不同程度从每种方式中抽出一部分进行组合。但是，序言第一句话迂回地暗示，这三种手段相互排斥，而序言的其余部分则旨在说明，人如何、又为什么会灾难性地屈从于迷信。《神学-政治论》几乎没怎么讨论运气问题；或许更让人奇怪的是，斯宾诺莎实际上也没有说明“可靠的慎虑”究竟是什么或牵涉什么。在本文中，我想讨论这个问题：在《神学-政治论》中，凭藉可靠的慎虑来操持一切事情或操持我们的一切事务，究竟什么意思。

 

斯宾诺莎（1632-1677）

二

序言第一句话回答了一个并未明确提出的问题：人为什么会陷入迷信？从斯宾诺莎的观点看，人按其本性就会陷入迷信（TTP, 6）——虽然人求助于迷信是由一系列条件组合造成的。（一）人经常被迫面临各种困境，而身处这些困境，他们自己的慎虑和周密思考让他们失望了。但是，（二）他们仍然“极度渴望不确定的好运”。结果，他们便可怜地往复于希望与恐惧之间。（三）他们 “十分容易轻信任何事情，因此，助长、维系和产生迷信的原因是恐惧”（TTP, 5）。斯宾诺莎的论点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人是充满渴求的存在物，总是力图满足自己的种种愿望（TTP, 189-90）； 但他又意识到，他有时并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这样就出现了两种截然背反的情况：一方面他盼望或希望自己的愿望得到实现，另一方面他又害怕自己的愿望得不到实现。当一个人用可靠的慎虑来支配自己的行动或事务，并取得了成功时，他就觉得自己“充满了智慧”，竭力回避任何“想给他贡献意见的人”。但是，当处境不利时，这人“又会祈求任何人给他们出主意，无论多么愚蠢、荒谬或无用的主意，他们都会予以采纳”（TTP, 5）。斯宾诺莎指出，虽然一个人会竭力利用自己甚至他人的慎虑来满足自己的愿望，但无论他是取得成功，还是遭到失败，他都会继续寻求“好运”。据此可以推论，一个人假定他将会通过命运的恩惠，或者通过他自身的主动性和计划来满足对各种利益的渴望。但是，困难依然存在。斯宾诺莎指出，靠运气取得的利益没有保障，而仅凭人的主动性也还远远不够。因此，迷信似乎就是一种可用以满足我们的愿望、操持我们的事务的很好的手段，其价值不亚于任何其他手段。

《神学-政治论》拉丁文本

三

一个人可依靠迷信来操持自己的事务，这与依靠运气有相同的原因。我们希望、甚至要求我们的愿望得到满足。当我们渴求的对象唾手可得，无需计划，不费思量时，我们就说是天助我也。不仅如此，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命运不会或不应再度眷顾我们。依靠运气是不用费力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只是单纯地预期甚或企盼某些合意的好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在《神学-政治论》第三章，斯宾诺莎描述了希伯来人受上帝拣选的好运，并在这个语境下说明了何谓运气：按照我的理解，运气无非就是上帝的指引——他透过外部的、意料之外的原因来引导人类事务（TTP, 46）。斯宾诺莎对运气的界定，与他对一个人“维护自身存在”（TTP, 46）的各种方式的描述联系在一起。依靠运气是一个人藉以实现“对人类事务的管理”的方式之一。运气牵涉到意料之外、不可预知的原因。除了运气外，斯宾诺莎认为人还可以凭藉自身努力或外在帮助来管理自己的事务（TTP, 46）。不过，经验有时痛苦地证明，当我们依靠运气甚或我们自己的“可靠的慎虑”时，我们的希望和愿望经常要么受到了挫折，要么就被摒弃了。当命运没有把一个人所期盼的东西给他时，他就转向迷信。人害怕得不到他所求的东西，害怕会遭受他所不想遭受的厄运。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恐惧就驱使他求助于神（或诸神）或某个神力代理者（或某些神力代理者），并由此找到一个解决其困境的办法。然后，他就将种种异乎寻常的事件看成征兆，这些征兆预示着一些将给他带来幸福或痛苦的事情（TTP, 5）。但是，对迷信的诉求与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和体验联系在一起。迷信的人对自然秩序及其运行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就认为，他们的愿望要通过各种力量、原因或存在物才能得到满足，而这些力量、原因或存在物在满足个人所求的利益时是完全任性的。有些东西是命运所没有给予、计划所未能提供的，这就推动人们去乞求、献祭，许诺要服事、崇拜和服从神（numen），无论哪个神都可以，只要这个神被认为能给他们带来他们所希求的东西。结果，人们就心甘情愿地屈从于谵妄、幻觉、夸张和预兆，希望能够拥有他们所渴求的东西。斯宾诺莎说，“这种恐惧使人变得疯狂”。不仅如此，这些人还会责备“人的智慧，认为它毫无用处，他们会把理性说成是盲目的”（TTP, 5）。

阿姆斯特丹犹太会堂

从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序言第一行和第一页可以推论出，人之所以接受迷信，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下述原因：当他们试图取得他们认为能够满足自己利益的东西时，“命运” 或“可靠的慎虑”让他们失望了。在此还应推断说，当一个人希望比如说赢得一场比赛，而这种期盼又获实现时，或者当一个人想要提职，而这种愿望又未能得到满足时，那就必然驱使他相信迷信，把迷信当作操持生活的唯一根据。不过，我们不能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害怕自己的愿望得不到满足，这会迫使一个人屈从于迷信，并将它当作希望的源泉；而产生这种恐惧的原因在于，一个人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可靠的办法来满足愿望，或顺利地操持生活或事务。

在某种意义上，运气和迷信至少在一个关键方面十分相像。一个人不管求助于运气，还是求助于迷信，最终都要依赖于“外部的、意料之外的原因”。换句话说，在这两种情况下，人都不依赖其自身的自我保存能力，也不利用外部原因的力量来实现自我保存（TTP, 46）。一个人要么相信运气，要么相信迷信，将两者之一当作操持其事务的合适或合意手段。这种选择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能动力量，让他的自我保存受制于外部的和不可预知的影响或力量。不过，倘若一个人总交好运，他就不会陷入迷信了。运气带来的好处和迷信带来的好处有一个共同的因果基础，这就是，两者都有外部的和意料外的原因。就此而言，运气可被看作是迷信的同胞兄弟，不过不那么令人憎恶。

四

尽管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界定了运气，并描述了迷信的原因，但他几乎没有告诉我们“可靠的慎虑”究竟是什么。Consilium一词在《神学-政治论》中共出现19次，斯宾诺莎主要联系一些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段落来使用这个词语。例如，斯宾诺莎说，上帝的气息和灵表现了“智慧、慎虑或坚毅的精神”（TTP, 22）。在《神学-政治论》另一个地方，斯宾诺莎注意到，人们在解释圣经的某些历史记载时遇到的困难。他认为，人们对这些历史记载的理解不能依赖于，比如说，一个曾实际听过“以撒的争吵或亚希多弗给押沙龙的主意（counsel）”的读者（TTP, 78）。斯宾诺莎还引用了另一个圣经段落，里面说扫罗“听了他的仆人的主意（counsel）”，到先知撒母耳那里去打听哪里可以找到他那些丢失的牲口（TTP, 89, 131）。圣经还有一则报道说，使徒保罗坚称他是“凭着上帝的恩典来给人出主意的”。斯宾诺莎还说，使徒们“按他们自己的慎虑来选择传道的地方”（TTP, 151）。

从斯宾诺莎引用的圣经段落或斯宾诺莎自己对该词的使用来看，consilium显然是指“主意”或“考虑”，某种商议方式，甚或一个人影响其行动计划或目标的“决心”。相应地，“凭藉可靠的慎虑来操持自己的所有事务”，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带着决心，经由充分考虑和必要的商议，通过深思熟虑的行动计划和目标来操持自己的生活。事实上，倘若人们能够以这种方式来操持其全部事务的话，那么，任何人都肯定没必要求助于运气或迷信来满足其利益。但是，斯宾诺莎从圣经中举了一个慎虑的例子，并加以描述；这番描述表明，慎虑最终很可能不可靠。斯宾诺莎说，由于保罗按“自己的慎虑”行事，结果在保罗与巴拿巴这两个使徒之间出现了裂隙。

保罗和巴拿巴在路司得

在《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区分了使徒与先知。使徒不同于先知的地方在于，使徒有宣教而非预言的能力。在斯宾诺莎看来，这种能力让使徒有了一种权威，能够选择其宣教或讲道的方法。先知奉命向某些特定地方的某些特定人群作预言，相反，使徒可以在他们每个人认为最佳的地方宣教或讲道。斯宾诺莎说，使徒保罗有一次“按自己的慎虑”选择了一个从事其使徒工作的地方。但是，保罗的决定使他与跟他一起传教的巴拿巴发生了分歧（TTP, 151-55）。这段描述见于《使徒行传》第15章第36-40节。在一同到达安提阿后，保罗提议他、巴拿巴和其他随从回到他们曾经讲道的地方，看看那些皈依者的情况。但是，巴拿巴更愿意继续到其他地方传教。这样，在去新地方还是回老地方的问题上就出现了分歧。于是，两位使徒就分道扬镳了。《使徒行传》随后一段表明，保罗和巴拿巴各自的传教活动都很成功。尽管如此，保罗按“自己的慎虑”行事，这仍然必须被看成是引起某种混乱、恼怒、或保罗与其同伴巴拿巴之间冲突的原因。结果，慎虑作为主意、充分的考虑、坚定的目标和深思熟虑的行动计划，并没有确保一个人的利益、目标或愿望得到实现。

保罗要巴拿巴同自己一道重返他们先前一起宣教或讲道的地方，可是，巴拿巴或许“按自己的慎虑”不愿这样做，于是就带着约翰·马可走自己的路，去了塞浦路斯，而保罗和西拉则去了叙利亚和基利家。不论在《使徒行传》这几个段落里，还是在斯宾诺莎对其做出评价的那些段落里，都没有迹象表明，由于保罗自己的慎虑未能确保其利益，这就促使他接受了命运，或屈从于迷信。不过，保罗的慎虑在处理他与巴拿巴之间的事务时失灵了，这会让人认为，保罗按自己的慎虑行事，实际上并不比求助于运气或迷信更好。就在“操持一个人的事务”过程中取得成功这点而言，运气和迷信都成问题。两者都不能让人始终放心。不过，慎虑是否就提供了一个始终有价值的替代方案，这点还不明显。无疑，《神学-政治论》很少谈到可靠的慎虑。除了序言第一句话而外，certo consilo（凭藉可靠的慎虑）这个词组在别的地方只出现一次。这两个词出现在第九章。

在《神学-政治论》第八章到第十章，斯宾诺莎考察了这样一个问题：圣经各书是如何安排的，又是如何被接受的。在第九章，他特别谈到圣经前五书和以斯拉编订《摩西五经》最后定本的问题，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那些旁注。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经文中一些错误究竟是偶然发生的，还是故意犯下的。按斯宾诺莎的看法，有一种学术传统认定，“出现这些异文并非偶然”。相反，经文中的明显错误并没有得到纠正，以至于后来研究《摩西五经》的学者得出结论说，这些错误“是原来作者凭藉可靠的慎虑犯下的，目的是要藉这些错误表示某种意义”（Igitur cum hae lectiones casu non contigerint, nec tam clara vitia correxerint, hinc concludunt, haec certo consilio a primis Scriptoribus facta fuisse, ut iis aliquid significarent. TTP, 137）。

斯宾诺莎的这一看法涉及《摩西五经》中表示“女孩子”的那个希伯来词语的拼写。他断定，在五经经文中，这个词除了在一个地方而外，在其他所有地方都发生了拼写错误，而在旁注中，这个词的拼写却是正确的。有争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文中的错误被允许一直存在？斯宾诺莎解释说，一些相互矛盾的异文被允许继续存在，是为了避免用一个不正确的读法来取代正确的读法。但在这里，斯宾诺莎得出的最主要结论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圣经被添加了许多假冒的东西，因而它的历史、来源、作者和写作都对解释者提出了无数难题。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复原经文的原初含义（TTP, 135-36, 109-11）。

尽管如此，我们现在的目的还是要了解certo consilio这个词组的意义。基于斯宾诺莎的断言，我相信我们可以合理地作出一个有用的推论。凭藉可靠的慎虑做出的事情与“偶然”（casu, by chance）发生的事情互相反对。这样，斯宾诺莎就将“可靠的慎虑”与“偶然”当作意义相反的词语加以使用。斯宾诺莎认为，“词语只有通过使用才有固定的意义”（TTP, 160）。有鉴于此，我们就可以推论说，“可靠的慎虑”具有与“偶然”相反的含义，而这又暗示出如下结论：“可靠的慎虑”是与“偶然”相联系的那些东西——如运气和迷信——的对立面，因为运气和迷信有赖于外在和意料外的或不可预知的原因。

我们不应得出结论说，斯宾诺莎相信唯一传统提出的关于圣经“原始作者”的断言。也就是说，他不相信圣书包含着什么深奥秘义（TTP, 135-36, 167）。斯宾诺莎也没有详细说明，究竟什么因素或原因可能促使“原始作者”采取某些解释者归到他们头上的那一行动步骤。不过，斯宾诺莎并没有将这段插曲解释成“偶然”发生的事情，相反，他说这里面有可靠的慎虑。不管“原始作者”在这个事例上的作为如何与“偶然”事件相反，它都未实现那据称是这些作者的意图。“原始作者”没有通过其意图谬误“表示某种特定的意思”，相反，他们似乎仅仅造成了更多混乱。凭藉可靠的慎虑行事使他们不去纠正经文的错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错误又被其他人的误释进一步加剧（TTP, 137-41）。

我们不妨让自己记起序言第一句话的意义：倘若人们能够凭藉可靠的慎虑来操持自己的全部事务，或者，倘若他们的境遇总是幸运，他们就永远不会陷入迷信了。运气不可靠，因为它源于某些意料外的、亦即不可预知的原因或事件。因此，运气不是操持一个人的事务的可行方式（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25章明确建议驾驭命运）。诉诸迷信的原因是一种带着恐慌的渴望，这种渴望使一个人完全被征服，变得无知。不仅如此，轻信可以扩展到几乎任何一个极端。这样，迷信就不可能是操持自己事务的明智方式。不过，就连可靠的慎虑似乎也不能确保一个人每次都取得希望的结果。因此，困惑依然存在。一个人凭藉可靠的慎虑来操持自己的事务或生活，这有什么好处，又是出于何种动机呢？首先，我们可以说，可靠慎虑的吸引力主要不是源于它之所是（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关于它的定义），而是源于它之所非是。人依其自然本性就会成功或失败，他们在希望和恐惧的痛苦挣扎中兴衰升降。可靠的慎虑似乎避免了命运激起的愚蠢希望，同时也逃脱了内在于迷信中的那种绝望的恐惧。或许恰恰是常识表明了那种可以正当地归属于可靠慎虑的价值。也就是说，斯宾诺莎在开始全书的论说时诉诸一种他没在《神学-政治论》任何地方加以界定的东西。这一事实与他对运气或迷信意指什么、涉及到什么、引出什么所作的更为详细的评论很不相称。斯宾诺莎似乎相信，人们对可靠慎虑究竟意指什么有一种一般观念，这样，他就假定读者将会意识到这个词组的意义。可是，如果斯宾诺莎在书中没有以任何正式的方式界定可靠慎虑，或说明其特征，那么，当他宣称人如果凭藉可靠慎虑来操持其事务就不会被迷信支配时，他到底诉诸什么样的一般观念呢？可靠慎虑究竟隐含着什么意思，答案或许可以在斯宾诺莎对什么是“依照自然本性”、什么是“依照人性”（从特殊的方面看）的描述中找到。

斯宾诺莎在兰斯伯格的住居

在《神学-政治论》第十六章，斯宾诺莎界定了自然权利和安排。根据他的描述，“在我看来，所谓自然的权利和安排无非就是每个个体的自然规则，按照这些规则，我们把每个人看成是受自然所限，以某种固定的方式存在和活动”（TTP, 189）。“自然的权利和安排”囊括了每个自然事物，其中也包括人。正如“鱼依其最高的自然权利就拥有水，并且大鱼吃小鱼”（adeoque pisces summo naturali jure aqua potiuntur et magni minores comedunt）一样，人也按自然的规定而存在和活动（TTP, 189）。每个个别事物都按最高的自然法活动和生存，也就是说，每一个别事物都“竭力保存其自身”，只顾自己，而不顾其他事物，因为它按自然的限定而存在和活动（TTP, 189）。个别事物藉以存在和活动的法则完全相同，斯宾诺莎根本不承认人与自然中其他个体之间有任何差异。不仅如此，就每个事物保存其自身的根本努力而言，斯宾诺莎不承认一个基于理性的运用而追求这目标的人与一个忽略理性而追求这目标的人之间有任何差异。斯宾诺莎坚持认为，不管个体在努力保存其自身时采取了哪种做法，每个人都按“最高的自然权利”而追求这一目标。因此，力求保存自身的两种手段本质上相互等同。无疑，从人是什么这一观念出发，斯宾诺莎得出结论说，正如“明智的人有至高的权利以行理性之所命，或按理性法则生活，无知的人和感情脆弱的人也有至高的权利以行情欲驱策之事，或按情欲法则生活”，因为“人的自然权利不是由健全的理性来决定的，而是由贪欲和权力来决定的”（TTP, 190）。

人按自然本性要么过一种“情欲的生活”，要么过一种“理性的生活”，但他更倾向于前者而非后者。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运气和迷信为什么经常成为人所接受的用以操持其事务的手段。不明智的人寻求一切利益，或乞求从任何不利中解脱出来，以便能够保存自己。他们忽视理性，轻信地抓住一切能够让他们摆脱困境的补救手段。可是，就连明智的人也会犯下判断错误，或在努力保存自身的过程中作出不正确的选择。斯宾诺莎声明，不管一个人是按理性之命、还是受激情的驱策做出保存自身的努力，

    人性的普遍法则都在于，凡是人断定为好的东西，他都不会忽略，除非是希望获得更大的好处，或出于对更大祸患的恐惧。同样，任何人也不会更喜欢祸害，除非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祸害，或希望获得更大的好处。（TTP, 191-92）

人在努力保存自身的过程中总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被引向两种好处中他认为更大的一种。斯宾诺莎承认，一个人对这类事情的判断带有独特癖性。也就是说，一个人根据“在他看来较大或较小”的利益作出选择，而不是根据真实情况而作出选择。因此，人在维护其存在、操持其事务的过程中究竟求助于迷信，还是求助于可靠的慎虑，这是个具有内在主观性质的选择。明智人会根据“在他看来较大或较小”的利益、根据他的直接境况、根据他现在和/或将来的希望和恐惧来考量他选择的行动方案。同样，那些屈从于运气或迷信的人在其直接境遇中也根据他们现在和/或未来的希望和恐惧来评价“两种好处中更大的那种和两种害处中较小的那种”。从操持一个人的事务角度来看，选择“可靠的慎虑”就是在面对那种屈从于操持自己事务的“不明智”选择方案——即运气或迷信——的诱惑时，求助于“清明理智”。不仅如此，《神学-政治论》第一句话也隐含着斯宾诺莎的这种信念：每个人都有可靠的慎虑可资利用。

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有依赖于自己的慎虑的倾向，倘若这种慎虑是“可靠的”，就没有人会遭遇命运或迷信的不确定后果了。因此，可靠慎虑或清明理智，从根本上反映了斯宾诺莎对天然的自我主义之普遍性的意识。斯宾诺莎承认，每个人都试图根据其经验、判断、视角或学识来操持自己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这让我们想起了笛卡儿《方法谈》第一句话：

     良好判断力是世界上共享程度最高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好地具备了它，以至于那些在其他事情上极难得到满足的人都觉得自己拥有的良好判断力已经足够，完全不习惯于渴求更多的良好判断力。（《方法谈》12）

笛卡尔（1596-1650）

说斯宾诺莎的可靠慎虑类似于笛卡儿的良好判断力，可能没什么不恰当。两位哲学家都认定，每个人的判断习惯根本上具有主观的性质。不仅如此，两位哲学家都认识到，主观性有可能造成痛苦或不利的后果，因而就有矫正的必要性。或者说，“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意味着一个人不再重复同样的错误。笛卡儿在《方法谈》中断言，

   有一种推理涉及对一个人重要的事情，如果这个人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在不久以后就必定饱尝苦果。还有一种推理则是一个人在书斋里作出的，涉及不产生任何结果的思辨。前一种推理所包含的真理要比后一种多得多。（《方法谈》，9-10）

换句话说，“良好判断力”主要涉及到这样一点：一个人按其行为对自己产生的直接或远期后果来评价它，或据此来“操持自己的事务”。经验直接证明了一个人的判断是否有用和成功。按笛卡儿的看法，直接卷入的个人经历优于那些似乎回避经验的人的无益思辨。同样，斯宾诺莎也断言，“人性的普遍法则”在于，每个人都按如下情况来评价自己的状况，选择自己的步骤并采取行动，即：在他觉察到问题的那一刻，究竟什么看上去对他是有利或最好的。不仅如此，斯宾诺莎还断定，如果一个人相信他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选择，他就有可能改变主意，改变行动步骤，倘若他重新考虑自己的主意，相信他的选择和行动会对他产生有害或不利的后果，他甚至有可能违背自己的诺言（TTP, 192）。

《方法谈》

“良好判断力”或“可靠的慎虑”产生出我们所希望的结果时，我们就对自己感到满意，就会感到骄傲和自信。可是，无论良好判断力还是可靠慎虑都不会绝对无误。斯宾诺莎承认，人有时被迫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以至于他们自己的慎虑让他们感到失望（TTP, 5）。笛卡儿也说，一个人会因为自己的错误判断而承受苦果。对此，他作出的评论表明，人的良好判断力并非完美无瑕。但是，笛卡儿提出了一种补救之道。他首先承认，一个人在成功运用了“良好判断力”时，会对自己感到满意。随后，在《方法谈》第一部分第一段话结尾，他提醒读者说，“光有一个好大脑还不够，主要是要好好运用它”（《方法谈》2）。一个人可以透过“有良好判断力的人的简单推理”来满足自己的愿望，他也可以运用“一种纯粹而坚实的理性，就好像它是生来就有的”。为了拥有后一种经过改进的“良好判断力”，一个人只需运用《方法谈》第二部分提出的“在各门科学中正确运用理性、探求真理的方法”就可以了（《方法谈》12-13，17-19）。换句话说，笛卡儿设立了一个标准来衡量人的理性的运用。同样，斯宾诺莎也认为，正确运用可靠的慎虑不仅要求一个人按其简单而自私的主意（类似于笛卡儿所说的“简单推理”）来操持自己的事务，这个人也有可能根据“理性之命”（近似于笛卡儿所说的那种更加注重方法的“纯粹而坚实的理性”）来作出判断并采取行动。但是，一个采取可靠慎虑的人究竟听从什么理性之命呢？如果他自己的判断是主观的，并经常发生错误，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加以矫正呢？笛卡儿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他提倡采取一种“正确运用理性”的方法，以避免“仓促和轻率的判断”。由此，他就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之道。每个人只要运用这种方法，就可望有把握实现自己的愿望。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没有提供这样一种方法。不过，我仍然认为，斯宾诺莎在笛卡儿的“方法”之外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案，这就是：好公民要根据他生活于其间的政体建构的理性之命来操持自己的全部事务，从而明智地认识到哪些是他可以享受的利益。

五

“倘若人们能够凭藉可靠慎虑来操持自己的全部事务，或者，倘若他们的境遇总是幸运，他们就不会被迷信支配了。”斯宾诺莎把这句话作为《神学-政治论》的开篇。不过，显而易见，一个人自己的慎虑不管是否“可靠”，都不会总是正确。相反，每个人的慎虑都是主观的；它通常源于情欲而非理性；因此，一个人天生就会做出的维护自身存在的努力就有可能产生一种讽刺性的结果，恰恰使这种强烈的愿望受挫，甚至还有可能促成他自己的死亡。在操持一个人的事务过程中，可靠慎虑在什么意义上要比依赖运气或迷信更好？当可靠慎虑是一种反映于民主政体中的政治权威——或“最高权力”——的集体慎虑时，它在确保一个人的目标——即自我保存——时就会更好、更有利、也更有效。民主政体服务于公民的利益，要求所有公民让出某些权利或权力，并做好准备，在必要时通过暴力确保对该政体的法律的服从（TTP, 192-94）。一个人将其权利或权力让渡给某个外在权威，这对那些其生活主要受情欲而非理性支配的个人来说似乎是反直觉的。但斯宾诺莎向读者保证，一个人让出自己的权力或权利——即便是那些被情欲支配的人让出自己的权力或权利，很可能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是“较小的害处”。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只要服从政权，就有望获得他最渴望的东西，即和平、保存和安全（TTP, 194, 202-3）。为了获得政权许诺的不可缺少的好处，即一种安全而健康的生活（TTP, 46-47），一个好公民就要服从政权的命令，即便这些命令影响最私密的事务。斯宾诺莎举一个恰当的例子：政权对公共宗教崇拜的权力。斯宾诺莎宣称，为了共和国的“和平和保存”，一个人必须服从“最高权力”的命令，因为“确然无疑的是，为自己的国家尽责，这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主要事情”（TTP, 232）。这样，斯宾诺莎所提倡的那种certum consilium就是一个民主政权的最高权威或权力所提供的可靠慎虑（关于这种慎虑，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第十六-二十章作了详细说明）。不仅如此，如果考虑一下“个人的慎虑”与“政权的慎虑”如何联系在一起，上述那个结论就可以得到证实。

在《神学-政治论》第十七章，斯宾诺莎考察了他在前章强调的一个困难的实际寓意。在这里，他描述了他在第十六章详细论述过的人性问题，断言一个人可以通过自然权利和安排，努力凭藉他认为对他有用的任何手段维护自身的存在。按斯宾诺莎的看法，这些手段并不排除“斗殴、仇恨、愤怒或欺诈”（TTP, 190）。这样，一个人在寻求自身的保存时，他自己的慎虑就不仅给个人、也给他所处的社会造成派系分裂和危害。相应地，斯宾诺莎断言，个人必须遵从民主政体的命令，因为该政体的目标是要培养人们去过一种社会生活，也就是说，是要促成保证其公民之保存的条件。不仅如此，斯宾诺莎明确指出，公民遵从政权的命令，并不会导致“个人受到奴役”。相反，民主政权的命令按其内在本性会激发公民较好的愿望，而公民又情愿成为该政权的成员，这样，公民接受“最高权力的理性命令”时，这些愿望就得到了最好的实现。也就是说，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它要“尽可能避免荒谬的愿望，迫使人们接受理性的限度，从而让他们和谐地、安宁地生活。如果这个根基被取消了，整个组织结构就很容易走向毁灭”（TTP, 194, 241-43）。为了说明遵从政权的命令是与人自己的利益和慎虑协调一致的，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第十七章中断言，即便一个人“按他自己的慎虑”（proprio consilio）做某件事情，那也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他是在排斥政权命令的情况下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鉴于斯宾诺莎所说的民主政权的条件，一个人按政权命令采取行动就意味着，“他要根据政权的权利、而不是根据他自己的权利而行事”，不管其行为的动机是恐惧、希望、爱，还是崇敬（TTP, 202）。但是，或许更重要的是，斯宾诺莎也认为，就连一个人自己的熟虑也必须服从政权的熟虑和命令，即便他自己的熟虑要比政权的熟虑更好。

1618-1648欧洲三十年战争

在《神学-政治论》第十六章，斯宾诺莎给“叛国罪”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叛国罪是一个臣民或公民试图自己夺取最高权力的权利，或将这种权利转给某个别人。接着，斯宾诺莎举了叛国行为的实例：一个士兵擅离岗位，在指挥官不知道的情况下出击敌人。这次出击的结果是在一场据说要坚固城池的战斗中赢得了胜利。不过，尽管政权从中得到了好处，那个“违背了他对指挥官的誓言”的人仍应作为叛徒予以定罪，因为他篡夺了指挥官的权威和权力。不管这样做是出于何种原因——斯宾诺莎还承认，这个士兵是“凭着熟虑”而行事，最终产生出成功且有益的结果——任何试图损害“最高权力的权利”或被交给其代表的权力（或各种权力）的人都背叛了政权（TTP, 197）。因此，按斯宾诺莎的看法，不仅人的自我保存可以被看成有损于政权，就连按自己的“熟虑”行事也可以这样看待，因为“共和国的保存是最高利益”，唯有政权才能提供使所有公民的安宁、幸福和安全成为可能的条件（TTP, 192）。

斯宾诺莎的这个叛国罪实例表明，一个人在努力维护自身的存在时，需要服从政权的命令，尽管诉诸他自己的良好判断或可靠慎虑有可能带来利益或好处。为了让公民过一种社会生活，为了和平，为了让个人得到尽可能多的安全保障，就要让公民遵从基于理性的政权命令，这不仅非常必要，也非常有用。也就是说，如果公民希望保存自身，并维持一种让他们的自我保存变得切实可行的社会和政治状态，他们就应该依从最高权威或权力的可靠慎虑。斯宾诺莎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依从他生活于其间的政权的命令、惯例和法律，就能产生出有用的结果。由于斯宾诺莎有这样的意识，他就能够在《神学-政治论》开篇充满信心地断定，“倘若人们能够凭藉可靠慎虑来操持自己的全部事务”，他们就不会有寻求命运垂青的兴趣，也不会陷入迷信。相反，凭藉可靠慎虑来操持一个人的全部事务最终就会有充分理由，且多半令人满意。

阿姆斯特丹的斯宾诺莎雕像

延 伸 阅 读



（编辑：鸢鱼）

欢迎关注“古典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相关人士联系本公众号处理。